今年8月末9月初，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区域台风高发，“海葵”给福建多地带来强降雨，多座城市严重积涝、停电，地铁、动车停运。 对此，上海感同身受。2021年以来，至少有4个台风明显影响上海，多个区域因排水能力跟不上而出现较长时间明显积水。 每一次应对后，积水总会退去，但如果不从根本上增强城市韧性，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更何况，未来极端天气的挑战会愈发频繁且严峻。 今年8月，气候专家阿尔瓦罗·席尔瓦在世界气象组织媒体发布会上表示，近几十年来，热浪和强降雨等许多极端事件发生更为频繁，强度也在增加。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《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》指出，由于温室气体达到创纪录水平，陆地、海洋和大气发生了全球范围的变化，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，南极海冰下降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。短短10年时间，整体海平面上升超过10厘米。仅2022年，洪水、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就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。 抵御日益猖獗的洪涝，上海要补哪些“短板”，又究竟需要怎样的“韧性”？ 到底要“几年一遇”？ 要客观地评价一座城市的排水能力，专业上常用能“对付”多强的降雨来说明。 降雨量每小时36.5毫米被称作“一年一遇”，51.2毫米、58毫米、67.3毫米分别为“三年一遇”“五年一遇”“十年一遇”。在对应强度的降雨下，能够不出现明显积水等状况，排水能力就被称作达到“几年一遇”的标准。 以市政道路为例，如果在每小时36.5毫米的降雨量下，积水没有没过道路侧石，又或者道路中心积水范围小于50平方米，且雨停后1小时内积水退去，那么该道路的排水能力至少达到了一年一遇的标准。 来自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的数据显示，“十三五”末，上海中心城区已基本实现排水系统全覆盖，排水能力全面达到一年一遇标准，其中约16%的重点区域达到了三到五年一遇标准。 随着排水系统建设和提标改造工程的持续推进，截至去年底，约19%的上海中心城区排水能力达到三到五年一遇标准，全市达到这一水准的区域约占总量的18%。 根据《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（2020—2035年）》，至2035年，上海规划形成布局合理、安全可靠、环境良好、管理有效、智慧韧性的现代化排水体系，“三到五年一遇”将是全市普遍水准。 通俗来说，上海已有接近两成的区域“三到五年还不一定淹一次”，到2035年其他区域基本都具备相同能力，但这只是能力的下限，日趋频繁的极端天气冲击的却是上限。 参考历史极端天气数据，三到五年一遇难以招架。今年7月21日，普陀出现大暴雨，部分站点小时雨强超过130毫米，接近2021年“7·20”郑州特大暴雨最大雨强的70%，超过百年一遇标准（降雨量每小时98.1毫米）。据上海市防汛办统计，全市当天有180多处下立交、小区、道路发生积水。9月3日，台风“海葵”外围云系甩来的雨水，也让包括虹桥路宋园路在内的许多区域出现短时“看海”。 排水能力再怎么奋起直追，似乎都永远赶不上脾气越来越暴躁的老天爷，难道只能把极端暴雨引发的积水内涝交给时间？对标的几座全球一流城市，答案是否定的：虽然面对极其极端的降雨，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完美应对，但其他情况下能否从容，关键还是不断提升“内功”。 东京和新加坡市这两座城市，无论遭受暴雨侵袭的次数，还是年均降水量都高于上海。解放日报·上观TG体育记者从上海市气象局了解到，2020年至2022年，上海年均降水量1397.5毫米，而东京、新加坡市分别为1529毫米、2400毫米。 有研究指出，后两座城市近年在极端天气的冲击下，内涝情况仍能均控制在较低水平，完善的高标准排水体系规划建设，以及大量“深藏不露”的调蓄池和地下河作出了主要贡献。 是系统不是盆景 排水能力的提升不只是增加排水管网，分析如今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不足的成因，会更清楚上海究竟需要怎样的排水系统。 在排水“天赋”上，上海看似有不小的优势：天然水系丰富，郊区更是河浦纵横，水网交织。但实际上，上海属于典型的平原感潮河网地区，河网密度高、地势平坦、水流顺逆不定、排水缓慢，汛期常遭遇上游洪水、当地暴雨、潮汐的“三碰头”。 即使如此，拥有如此多天然排水通道的上海仍被许多城市羡慕，但随着高强度的城市建设，以自然水系为主导的自排能力被削弱。 “根据我们的研究，步行600米范围内能看到水系，那么该区域有较好的自排条件，一般不容易积水。”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嫣表示，如今在市中心，像这样理想的排水距离已不多见。 上海市水务局发布的《上海市河道（湖泊）报告》也反映了这种现象：2017年，全市河湖面积共620.98平方公里，河湖水面率仅9.79%，不足10%。重视河湖水面率问题后，填河行为被严格限制，2022年，这一数字回升至10.3％，接近2035年不低于10.5%的目标。 高强度城市建设带来的地面硬化，也导致地面的涵养和储水能力不足。专家表示，以前雨落到地上就可以渗入土里。现在水落在水泥地上，没有缓冲，没有“喘息”时间的下水管网只能越修越粗。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过去的市政建设少有通盘的布局思维，造楼修路的人不会考虑排水，点状的项目很少结合周边区域进行整体规划，只有“盆景”而不成体系。陈嫣认为，不少老小区易积水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年累月的城市建设让周边道路路基越来越高，小区成了洼地。 徐汇区华建二街坊居民赵玉明今年过上了好日子，困扰小区多年的积水问题终于彻底改善，而引发积水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小区地面标高低于市政道路0.3米至0.5米。 积水点改善工程通过铺设新管，打通了小区雨水流向华泾西雨水泵站的断点，今年多场大雨后再未出现水没过脚脖子的情况。 “还有一种解决方式是将源头雨污分流后，将雨水就近排入河道，同时解决小区与周边道路的高差问题。”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相比增设管网，这样的方式更自然，但实际操作起来更复杂。 一位施工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有些水泥混凝土路面改造成沥青道路时，为了经济性、减少噪声污染、缩减工期，不会“破路”，而是在路面上铺一层新的沥青，叫作“加罩沥青施工”。 完工后，路面普遍高于周边几厘米。如果不断翻修，路面就会不断垫高。2015年，同济大学校园曾出现“看海”，原因之一就是四平路因地铁和下立交建设，道路高于校内1米多。 从被动淹到主动淹 如果说修建下水道和强排设施是城市防涝的上半场，那么，海绵城市就是下半场。 海绵城市，指的是城市像海绵一样，降水时能吸水、蓄水、渗水、净水，在干旱缺水时可“挤”出收集的雨水加以利用。这一理念强调“道法自然”，即减少城市开发对自然水生态的干扰。 2015年，我国推出首批海绵城市试点。专家认为，尽管已有近十年探索，但从全球来看尚处起步阶段，有不少认知误区亟待厘清。 有的地方把“海绵城市”简单理解为源头绿色措施、低影响开发，这其实解决不了城市内涝。有的地方打造“海绵城市”仅仅停留在排水管网、雨水调蓄等工程性措施上，忽视了地区水生态系统的构建。 在陈嫣看来，海绵城市不是“盆景”般的点状项目，而是一种系统理念，需要从城市规划之初就介入。真正的海绵城市，不仅包括源头雨水控制，还包括管网、泵站、调蓄池等其他措施。 纵观哥本哈根、斯德哥尔摩、阿姆斯特丹等宜居城市在防涝上的探索经验，都始终强调“蓝（水系）、绿（绿地）、灰（市政设施）”的结合。 东京的特点在于体系化、标准高。早在1986年，东京就提出雨水流出抑制、下水道、河川和调蓄相结合的整体内涝治理思路，设立长期目标，至今坚持投入37年。东京在排水防涝中使用的不同类型调蓄池的数量普遍高于我国城市。 新加坡更强调自然排水体系。2006年启动的“ABC水行动计划”致力恢复城市河流和湿地生态系统，利用自然生态保持水分、减少洪涝；各式各样的空中花园在实现雨水拦截功能的同时，收集雨水来供养植被。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，上海没有错失新一轮发展机遇。在“五个新城”建设中，上海明确提出倡导海绵城市理念，结合竖向地形设计，实现绿色调蓄、土方消纳、水体净化、生物多样性等复合功能。一项到2025年要实现的目标明确，上海海绵城市建设区域要达到城市建成区的40%。 诚然，“寸土寸金”的上海，海绵城市探索势必面临重重阻力，需要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智慧——功能复合利用。 韩国首尔清溪川复原工程提供了经验，其河道设计为复式断面，一般设有2至3个台阶，人行道贴近水面，中间台阶为河岸，最上为车道。新建工程还将雨水和污水分开，雨水经过沉砂池回归汉江，当集雨量比较多时，通过河道立面的溢流口，自行流入清溪川。 循着这条思路，一些公共场所的潜在功能亟待发掘。 “传统观念认为，下暴雨城市哪里都不可淹，但在紧急情况下，下凹式绿地、下沉式活动广场，可以考虑作为临时蓄水系统，通过引流，保证道路、小区和下立交等关键部位快速排水。”陈嫣说，这是“从被动淹到主动淹”。 在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，主入口、公共教学区以及体育运动场等地的绿化采用整体下凹的设计，周边道路及屋面雨水可以自然流入，形成一块“海绵”。 和平公园改造时，采取抬升水体溢流水位、设置行泄通道等措施，利用公园水体、废弃地下民防通道作为临时滞蓄空间，新增调蓄容积8700立方米，服务周边约36公顷区域超过管渠排水能力的雨水蓄存。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张彪说，好的“海绵”项目不能“独善其身”，要能和周边排水项目随时互补，这也是一种充分利用有限滞蓄空间的智慧。 业内人士认为，作为系统性工程，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循序渐进，上海仍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专家建议顶层设计支持，比如立法保障。今年6月，《宜昌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已提请审议。 资金保障也是关键。以新加坡为例，截至2022年，新加坡政府过去10年累计拨款约20亿新加坡元加强全岛沟渠排水能力，以及提升沟渠设计标准。 |
